與君說”。雖然總的說來，村上的小說並不以情節取勝，但作者還是很善於編織故事的。《挪》的一氣流注，筆底生風；《舞》的峰回路轉，一波三折；《風》的空靈剔透，如煙似霧；《羊》的樸朔迷離，懸念迭出；《世》的想落天外，妙趣橫生；《鳥》的縱橫捭闔，進退自如，無不顯示這位當代日本作家編織故事的高超能力與才華。這也是他的一個藝術魅力，一個深受讀者喜歡的原因。限於篇幅，未能在上麵展開。

②同時，作者又喜歡用兩條平行線推進故事，且往往一動一靜，一實一虛，一陽一陰，一個“此側世界”，一個“彼側世界”。《挪》中的綠子與直子，《世》中的世界儘頭與冷酷仙境，《羊》中的“我”與羊男等等，莫不如此。

③富有寓言色彩。如《舞》中的羊男，《鳥》中的擰發條鳥，《象的失蹤》中的象，而在《羊》與《世》中幾乎相伴始終。作者自己曾表示過這樣的見解：“小說這東西說到底就是寓言，就是使寓言變得富有現實性。”《Eureka》1989年6月號。

④主人公大多無父母無兄弟姐妹無妻子（有也必定離異）兒女，沒有上司沒有下屬，同事之交也適可而止。作者說他討厭日本傳統小說特彆是“私小說”中那種亂糟糟潮乎乎的家庭關係、%e4%ba%b2戚關係以及人事關係。這當然也是出於他要把主人公塑造成高度消費社會裡的個人主義象征的需要。

⑤另一方麵，男主人公頗得女性喜歡，同女性打交道頗多，很多時候是通過女性或為了女性而同男性打交道，故而在相當程度上主人公是由女性支撐的，女性作用非同一般。作者還特彆善於寫女性談話。

⑥哭泣頗多，看上去活得不無灑%e8%84%b1的城市人會突如其來地淚流滿麵，如《風》中的“我”的無小指女友，《挪》最後一章中的“我”以及《舞》中的雪等。他（她）往往通過哭來確認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並由此走向新生，哭乃其人生旅途中一個並非可有可無的驛站。

⑦數字格外具體。例如：大約看了10秒鐘/杯底剩有3厘米高的威士忌/她側過臉，5秒鐘靜止未動/唱片華麗無比，16年前買的，1967年，聽了16年，百聽不厭。相反，主人公置身的大環境如整個城市以至日本社會，卻是空洞的虛幻的無可捉摸的，即使如《羊》中的“先生”和《鳥》中的渡邊升等“惡”的暴力的代表，也很難加以具體把握。其用意應該不難明白。

⑧商品名、唱片名、樂隊名層出不窮。不過這些“小道具”並非虛設，更不是作者賣弄，而大多具有美學符號的妙用。試想，如果把這些固有名詞全部丟掉，氣氛恐怕就相當不同。

說來有趣，村上春樹雖是土生土長的日本作家，但據本人說卻幾乎從來不看日本文學作品，認為沒有看頭，而大多看美國當代小說。他所推崇和尊敬的美國當代作家有司各特·菲茨傑拉德（Scott Fitzgerald）、萊蒙德·坎德拉（Raymond Chandler）、杜魯門·卡波蒂（Truman Capote）。還有庫特·馮尼格特（Kurt　Vonnegut）、保羅·瑟羅斯（Paul Theroux）、理查德·布羅提根（Richard Brautigan）、蓋·泰勒斯（Gay Talese）、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蒂姆·奧布萊恩（Tim O’Brien）、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等。尤其崇敬菲茨傑拉德，有兩個短篇竟各看了20遍，稱之為“我的老師我的大學我的文學同事”。（《文學界》1991年4月臨時增刊號）同時翻譯了不少這些作家的作品（村上還是一位很不錯的翻譯家）。當然，無論在構思、文體還是“感受性”上給他創作以深刻影響的也就是這些美國作家。

最後，在即將結束這篇序言的時候，還請允許我囉嗦幾句也許是題外的話。

文集中的《挪威的森林》是最先翻譯出版的。距第一版問世，已倏忽過去十來年時間。這期間最使我愉快和感動的，莫過於有幸得到許多讀者來信。有的來自太平洋彼岸，有的來自毗鄰的香港，更多的自然來自內地的青年朋友。

對我這個譯者來說，夜晚在台燈柔和的光環中細細品讀這些來信，不僅是一天中最為恰然自得的美妙時刻，也是我迄今人生旅途中至為難得的精神享受。想到遠處有一顆心正在為自己並不成熟的譯作發生共振，想到有一位不曾謀麵的朋友正對自己、對自己手中的譯筆投來期盼的目光，一股純粹的幸福感便從心底緩緩湧起。同時也使我受到實實在在的鼓舞和激勵：畢竟有人在認真讀書認真思考認真感受社會和人生。他（她）們無疑是我們這個不無沙漠化危險的土地上永遠的清泉和綠洲。部分讀者來鴻甚至飛進了我在日本執教期間那座獨門獨院的木屋，化解了三載異國晨昏幾許孤寂與悵惘。也正是由於這許許多多的朋友來信，我才為交涉版權——為在我國正式加入世界版權公約後這套書仍能光明正大地送到讀者手中付出了可謂相當執拗的努力。

譯海獨航，長夜孤燈，幾多寂寞，幾多辛勞，在最後擲筆於案的此刻，都化為深深的感激和謝忱。除了感謝一向富有眼光和膽識的漓江出版社，感謝%e4%ba%b2愛的讀者朋友們，還必須感謝我們偉大祖先留下這無數出神入化的輝煌文字，使得我顫唞的手終於摸到了譯海的彼岸。

還是留下我的通訊處：廣州市石牌暨南大學外語係（郵政編碼510632），期待諸位讀者給予批評指教，以使譯文中的錯誤及時得到訂正。

1998年2月8日，燈下

於暨南大學羊城苑

村上春樹-->尋羊冒險記-->第一章　1970年11月25日

第一章　1970年11月25日

星期三下午的郊遊

從報紙上偶然得知她的死訊的一個朋友打電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他在聽筒旁緩緩讀了一家晨報的這則報道。報道文字很一般，大約是剛出大學校門的記者寫的見習性文字。

某月某日某街角某司機壓死了某人。該司機因業務過失致死之嫌正接受審查。

聽起來竟如雜誌扉頁登載的一首短詩。

“葬禮在哪裡舉行？”我問。

“這——不知道。”他說，“問題首先是：那孩子有家什麼的嗎？”

她當然也有家。

我當天給警察打電話，問了她父母家的住址和電話號碼，然後給她父母家去電話打聽葬禮日期。如某個人說的那樣，凡事隻要不怕麻煩總可以弄清楚。

她家在下町。我打開東京區劃圖，用紅圓珠筆在她家所在地段做了個記號。那的確是東京城普通老百姓的聚居地。地鐵線、國營電氣列車線、專列公共汽車線如亂七八糟的蜘蛛網一般縱橫交錯茫無頭緒。幾條臟水河從中穿過，雜亂的道路猶如甜瓜紋緊緊附在地表。

葬禮那天，我從早稻田乘上都營電車。在快到終點的小站下來打開區劃圖，但地圖和地球儀同樣無用，害得我買了好幾盒煙問了好幾回路才算摸到她家門口。

她的家是一座圍著茶色木院牆的老木屋。進得大門，左邊是個小院，窄小得仿佛是在說“或許不無用處”。院角扔有一個早已廢棄不用的舊陶火盆，火盆裡積有15厘米深的雨水。院土很黑，潮乎乎的。

也是因為她16歲便跑出家再未回來，葬禮隻有%e4%ba%b2屬參加，靜悄悄的。%e4%ba%b2屬也幾乎全是上年紀的人，一個30歲剛出頭不知是她胞兄還是堂兄的人在操持葬禮。

父%e4%ba%b2五十六七歲，個不高，黑色西服胳膊上套一個葬禮袖章，立在門房幾乎紋絲不動，樣子使人聯想起洪水剛退的柏油馬路。

臨走時我向他默默低了下頭，他也默然低頭。

第一次見到她是1969年的秋天，我22歲，她17歲。大學附近有個小咖啡館，我常在那裡等朋友。咖啡館雖不怎麼起眼，但可以聽到搖擺舞曲，邊聽邊喝味道一塌糊塗的咖啡。

她總是和我同座，臂肘拄在桌子上出神地看書。雖說她戴的眼鏡儼然牙齒矯正器，手也骨節分明，但總像有一種容易讓人接近的感覺。她杯裡的咖啡經常冷冷的，煙灰缸經常堆滿煙頭。而書名卻換來換去。有時是米奇·思比雷爾，有時是大江健三郎，有時是《金斯堡詩集》。總之隻要是書即可。咖啡館出入的學生借書給她，她便像啃玉米棒似的一本接一本看下去。那個時代大家都想借書給彆人，我想看書方麵她是從來沒有為難過的。

德爾茨、“滾石”、巴茨、迪普·帕布爾、穆迪·布魯茨——也是那樣一個時代。空氣總好像緊繃繃的，似乎稍微用力一踢，一般東西都將頓時土崩瓦解。

我們喝廉價威士忌，沒滋沒味地交歡，沒頭沒腦地閒聊，借來借去地看書，如此一天天打發日子。而那個笨手笨腳的60年代也發著吱吱呀呀的響聲即將落下帷幕。

她的名字忘在了腦後。°思°兔°網°文°檔°共°享°與°在°線°閱°讀°

抽出報道她死亡的那個剪報自然可以記起，但時至現在名字之類已無可無不可了。我已忘掉她的名字，如此而已。

一次見到往日同伴，偶爾提起她來。他們也同樣不記得她的姓名。對了，過去不是有一個和誰都困覺的女孩麼，叫什麼名字來著？忘得一乾二淨。我也和她困過幾次，現在怎麼樣了呢？路上突然碰見怕也鬨不明白了。

——從前，某個地方有個和誰都困覺的女孩。

這便是她的名字。

當然，準確說來，她也並非和誰都困覺，也自有她自己的基準。

儘管如此，作為現實問題來看，她是同差不多的男人困了的。

一次，我單純出於好奇心，問過她的基準。

“這個嘛——”她沉思了30秒，“當然不是說任何人都可以。覺得討厭的時候也是有的。不過，也許終歸我是想了解各種各樣的人，或者說想了解對我來說世界是怎樣構成的。”

“通過一起困覺？”

“嗯。”

這回輪到我沉思了。

“那麼……可多少了解些了？”

“多多少少。”她說。

1969年冬到1970年夏，我和她幾乎沒見麵。大學不是關門就是停課。我倒與這個無關，而在為一點個人的事焦頭爛額。

1970年秋天我再去那家咖啡館時，顧客麵孔全都換了，認識的隻剩她一個。搖滾舞曲固然仍在放，但那股緊繃繃的氣氛已蕩然無存。唯獨她和味道糟糕的咖啡同一年前無異。我坐在她對麵的椅子上，邊喝咖啡邊談論過去的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