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大多從大學退學了。一人自殺，一人下落不明。

“這一年乾什麼了？”她問我。

“一言難儘。”我說。

“聰明點了？”

“一點點”

那天晚上，我和她困了，是第一次。

她的身世，我不太詳細。好像有人告訴過我，也好像在床上從她口中聽說過。大概是說高中一年級（高中！）的夏天同父%e4%ba%b2大吵一架跑出家門。至於到底住在哪裡，靠什麼維持生活，就無人知曉了。

她一整天都坐在搖滾樂咖啡館椅子上左一杯右一杯喝咖啡，左一支右一支吸煙，邊翻動書頁邊等有人代付咖啡錢和煙錢（對當時的我們來說還是一個數目的），之後基本同對方困覺。

這便是我就她所知道的全部。

那年秋天至翌年春，她每星期二晚上來一次我在三鷹市郊的宿舍。她吃我做的簡單的晚飯，把煙灰缸裝滿，一邊用大音量聽FEN①的搖滾樂節目一邊姓交。星期三早晨醒來去雜木林散步，一起散步到ICU②校園，順便去食堂吃午餐。下午在休息室喝稀釋的咖啡，天氣好的時候躺在草坪上看天。

①Far East Network之略，美軍遠東廣播電台，總部在洛杉礬。

②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之略，國際基督教大學。

她稱之為星期三的郊遊。

“每次來這裡，都覺得真像來郊遊似的。”

“真像來郊遊？”

“嗯。草坪一望無邊，人們喜氣洋洋……”

她坐在草坪上，浪費了好幾根火柴才把煙點燃。

“太陽升起落下，人們趕來離去，時間像空氣一樣流淌，豈不有點像郊遊似的？”

那時，我21歲，再過幾周就22了。眼下沒希望從大學畢業，卻又沒有像樣的理由離開大學不念。在這一切都莫名其妙地攪和在一起的絕望之中，幾個月時間我都一步也未能踏出。

我覺得整個世界在運轉不休，唯獨我滯留同一場所不動。1970年秋，目力所及，似乎無一不淒淒切切，無一不慘慘淡淡。就連太陽光和青草味兒以至低低的雨聲都令我焦躁不安。

好幾次夢見夜行列車，千篇一律。車上充滿煙味兒廁所味兒問乎乎的人群味兒，擠得幾乎無立足之地，座席沾有過去的嘔吐物。我忍無可忍，離開座位，在一個車站下來。而那裡一片荒涼，一戶人家的燈火也見不到，站務員也沒有，沒有時鐘沒有時刻表，什麼也沒有——便是這樣的夢。

那段時間裡，有幾次我好像對她很粗暴。如何粗暴如今是想不起來了。是否自己對自己粗暴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樣，看上去她絲毫沒有介意，或者不如說（說得極端一點）是在引以為樂，為什麼我不知道。說到底，她在我身上尋求的恐怕並非溫情。如此一想，現在也覺得不可思議，一時悲從中來，仿佛手突然觸到空中飄浮的肉眼看不見的厚壁。

1970年11月25日那個奇特的午後我至今仍記得真真切切。一場大雨打落的銀杏樹葉染黃了——黃得如乾涸的河——雜木林間一條小徑。我和她雙手插進大衣袋，在這條小徑來回踱步。除了兩個腳踏落葉的鞋聲和鳥尖銳的叫聲彆無任何聲響。

“你到底苦惱什麼呢？”她忽然問我。

“沒什麼大不了的。”我說。

稍往前走了一段後，她在路旁坐下吸煙，我也挨她坐下。

“總做壞夢？”

“總做壞夢。大多夢見自動售票機找不出零錢。”

她笑笑，手放在我膝頭，又縮回去。

“肯定不大想講，是吧？”

“肯定講不好。”

她把吸了一半的煙扔在地上，用運動鞋小心碾滅。“真想講的事是講不好的，不是麼？”

“不明白啊。”

地麵“撲棱棱”飛起兩隻鳥兒，仿佛被吸進去似的消失在沒有一絲雲絮的天空。我們默然望著鳥兒消失的方向。良久，她開始用小小的枯枝在地麵畫出幾個莫名其妙的圖形。

“和你一起睡，我時常悲傷得不行。”

“覺得很抱歉。”我說。

“不怪你的。也不是因為你抱我的時候想彆的女孩。那怎麼都無所謂。我，”她突然閉住嘴，在地麵緩緩拉出三條平行線，“不明白。”

“也不是想把心封閉起來，”停了一會我說，“隻是自己也把握不住發生了什麼。我本想儘可能公平地把握各種事情，不願意過分誇大或過分講究現實。但那需要時間。”

“多長時間？”

我搖下頭，“說不準，或許1年，也可能花上10年。”

她把小樹枝扔在地上，起身拍打大衣上沾的枯草。“曖，你不認為10年就像永遠永遠？”

“是啊。”我說。

我們穿過樹林，走到ICU校園，一如往日坐在休息室咬熱狗。下午兩點，休息室電視上翻來覆去推出三島由紀夫來。音量調節器出了毛病，聲音幾乎聽不清。反正都跟我們無關。我們吃罷熱狗，又各喝一杯咖啡。一個學生騎在椅背上擰了一會音量調節鈕，之後作罷，跳下椅子不知去了哪裡。

“想要你。”

我說。

“可以呀。”

她微微一笑。

我們仍把雙手插進大衣袋，慢慢走回宿舍。

驀地醒來時，她正在吞聲哭泣。細窄的肩頭在毛巾被下急促地顫唞。我點燃取暖爐，覷了眼鐘：淩晨2時。夜空中央浮著一輪白亮亮的月兒。

等她停止啜泣，我燒水泡了袋裝紅茶，兩人喝著。沒有砂糖沒有檸檬沒有牛奶，僅僅是熱茶。之後點兩支煙，一支給她。她吸一大口噴出，連續三回，隨即咳嗽了一大陣子。

“我說，你可打算過殺死我？”她問。

“殺死你？”

“嗯。”

“乾嗎問這個？”

她叼著煙用指尖擦了下眼瞼。

“隻是想問問。”

“沒有。”

“真的？”

“真的。”我說，“為什麼非殺死你不可呢？”

“是啊，”她不耐煩似的點下頭，“隻是一下子覺得，給誰殺掉也並不壞。”

“我不是殺人那類人。”

“是嗎？”

“大概。”

她笑笑，把煙戳進煙灰缸，喝了口杯裡剩的紅茶，又點燃一支煙。

“活到25，”她說，“然後死掉。”

1978年7月她死了，2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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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78年7月

1．關於16步

確認電梯關門那“咻”的一聲壓縮機聲在背後響過之後，我緩緩合上眼睛。我將意識的斷片歸攏在一起，沿走廊朝門那邊走了16步。閉眼16步，不多也不少。威士忌把腦袋搞得昏昏沉沉，猶如磨損了的發條。口中滿是香煙的焦油味兒。

儘管如此——即使醉得再厲害——我也能閉著眼睛像用格尺拉線一樣徑直行走16步。這是長年堅持這種無謂的自我訓練的結果。每次喝醉我都直挺挺伸直脊背，揚起臉，把早晨的空氣和水泥走廊的氣味大口吸入肺中，爾後閉目合眼，在威士忌迷霧中直行16步。

在這16步天地裡，我已被授予“最有禮貌的醉酒者”稱號。其實十分簡單，隻消把醉酒這一事實作為事實接受下來即可。＠思＠兔＠文＠檔＠共＠享＠與＠線＠上＠閱＠讀＠

沒有“可是”沒有“但是”沒有“隻是”沒有“不過是”什麼也沒有，醉了就是醉了。

這樣，我得以成為最有禮貌的醉酒者，成為起得最早的白頭翁鳥，成為最後通過鐵橋的有篷貨車。

5、6、7……

第8步站住睜開眼睛，做深呼吸。有點耳鳴，仿佛海風穿過生鏽的鐵絲網。如此說來，已有好久沒看到海了。

7月24日，上午6時30分。看海理想的季節，理想的時刻，沙灘尚未給任何人汙染。唯有海鳥的爪痕如被風吹落的針葉零星印在水邊。

海？

我重新起步。海忘掉好了，那玩意兒早已消失在往昔。

第16步立定睜眼一看，自己已照例準確站在球形門拉手跟前。從信箱取出兩天的報紙和兩封信，夾在腋下。然後從迷宮般的衣袋中摸出鑰匙，拿在手上把額頭貼在涼冰冰的鐵門。片刻，耳後似乎傳來“哢嗤”一聲響。身體如棉花吸滿酒精，隻有意識較為地道。

罷了罷了！

門打開三分之一，滑進身體，把門關上。門內寂靜無聲，過度的寂靜。

隨後，我發現腳下有一雙無帶無扣的紅色女鞋。鞋很眼熟，夾在滿是泥巴的網球鞋和廉價沙灘拖鞋之間，看上去好像過時的聖誕節禮物，上麵飄浮著細小塵埃般的沉默。

她趴在廚房餐桌上，額頭枕著兩隻胳膊，齊刷刷的黑發掩住側臉。頭發間閃出未遭日曬的白皙的脖頸。沒印象的印花連衣裙肩口隱約閃出%e8%83%b8罩細細的吊帶。

我除去上衣，解下黑領帶，摘下手表。這時間她一動沒動。她的背使我想起過去，想起見到她以前的事。

“喂！”我招呼一聲，但聽起來全然不像自己的語聲，聲音仿佛從很遠的地方特意運來的。不出所料，沒有回音。

看情形她既像睡，又像哭，也好像死了。

我坐在桌對麵，指尖按住眼睛，鮮亮的陽光把桌麵分開。我在光之中，她在淡淡的陰影裡，陰影沒有顏色。桌上放一盆枯萎的天竺葵。窗外有人往路麵灑水。柏油路麵響起灑水聲，漾出灑水味兒。

“不喝咖啡什麼的？”

還是沒有回音。

確認沒有回音之後，我起身進廚房碾夠兩人喝的咖啡豆，打開晶體管收音機。碾罷豆粒，發現其實是想喝加冰紅茶。我總是事後接二連三想起許多事。

收音機一首接一首播放極為適合清晨的無害流行歌曲。聽這樣的歌，我覺得10年來世界好像一成未變。無非歌手和歌名不同罷了，我增加10歲罷了。

看壺水開好，我關掉煤氣。等30秒鐘，把水澆在咖啡末上。粉末足足吸進熱水，開始緩緩膨脹，這時溫暖的香氣開始在房間蕩漾，外麵好幾隻蟬叫了起來。

“昨晚來的？”我手拿水壺問道。

她的頭發在桌麵上略微上下搖了搖。

“一直等我？”

她沒回答。

水壺的蒸氣和強烈的日光使房間變得悶氣。我關上洗碗槽上麵的窗戶，打開空調器，把兩個咖啡杯擺在桌麵。

“喝呀！”我說。聲音一點點變回自己的語聲。

“喝點好。”

足足隔了30秒，她才以緩慢而均衡的動作從桌麵揚起臉，悵悵地盯視枯萎的盆栽。幾根細發緊貼在濕臉頰上，微微的濕氣如靈氣在她四周遊移。

“彆介意，”她說，“沒打算哭的。”